贺丹 刘厚莲 |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态势、影响及应对策略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天前我要分享A

  BSTRACT

  摘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在2020-2035年和2035-2050年两个阶段,我国人口规模进入负增长,并将处于13.5亿人以上的人口高峰期;老年人口规模快速攀升,高龄化程度不断提高;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快速下行,中年成熟劳动人口比例不断提高。新时代要深化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的认识,不能简单地把老龄化当作问题来对待。人口老龄化不一定带来经济衰退、创新能力下降,需要加强老龄化理论和实证研究。未来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与人口老龄化相适应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保障制度和服务体系、健康促进制度、人口配套政策、宣传倡导环境等。

  K

  EYWORDS

  关键词

  A

  UTHOR

  作者简介

  贺丹(1969-),女,湖南龙山人,经济学硕士,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厚莲(1987-),男,江西吉安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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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

  全国老龄办2018年老龄政策理论研究课题"人口老龄化发展态势、影响和应对战略研究"(QLB2018A003)。

  

  进入新时代,我国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人口数量过快增长转化为人口结构挑战。人口老龄化是人口结构挑战的主要方面,成为21世纪我国的重要国情。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阶段”的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我们将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成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把握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特征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那么,在2020—2035年、2035—2050年两个阶段,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态势和特征如何?新时代需要我们深化认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建议。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态势

  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预测,在2020—2035年、2035—2050年两个阶段,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如下:(一)2029年前后人口规模进入负增长,在2020—2035年、2035—2050年两个阶段,处于13.5亿人以上的人口高峰期2018年,中国大陆总人口规模为13.95亿(注:本文的全国性人口数据均指的是中国大陆。)。在2020—2035年,总人口规模经历峰值后平缓下降,2029年左右达峰值14.39亿,之后开始缓慢下降,2035年约14.31亿。2035—2050年人口规模继续缓慢下降,2050年约13.7亿。据世界人口展望(WPP2017)中方案预测,印度总人口将在2024年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届时印度和中国人口都在14亿以上,而第三位的美国人口仅为3.4亿。2050年我国人口总量远高于第三位的尼日利亚(4.11亿),仍稳居世界第二位。超大人口规模既是压力也是动力,意味着我国应对各种人口挑战的回旋余地更大,综合发掘人口潜能的空间更广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源泉更加丰厚。(二)在2020—2035年,老年人口规模快速攀升,此后高龄化进程提速2018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为1.67亿,占比为11.9%。2020—2035年老年人口数量大幅度增长,低龄老年人口占比较高,老龄化水平略低于同期发达国家(图1)。在2020—2035年,老年人口占比将增加约11个百分点,并将迎来两次老年人口增长高峰,分别为2018—2022年、2028—2039年,年均净增860—1120万。第二次增长高峰持续时间长且速度快,年均增速约达1100万人。2035年老年人口达3.26亿,占比为22.8%,比同期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1.7个百分点,比欠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高出一倍,与同期英国、瑞典、挪威、美国老龄化程度相当。这一阶段老年人口相对比较年轻,65—69岁年轻老人占老年人口总量比重在30%—40%之间,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老年人口比重保持在24%以下,有利于在进入深度老龄化之前,完善相关的经济社会制度安排。这一阶段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失能老人、养老机构等一些突出问题需高度关注。图1 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及其比重变动预测注:(1)老龄化比重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2)中国-WPP表示来自世界人口展望(WPP2017)中方案预测数据,中国-CPP表示来自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其他国家数据来自WPP2017。(三)总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快速攀升,少儿抚养比保持平稳2018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为40.4(15—64岁人口=100,下同)。在2020—2035年,总抚养比上升速度较快,劳动年龄人口承担相对更重的抚养负担。这一时期总抚养比将增加到58.4,2030年超过50,退出人口红利窗口期。2035年达57,约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36个老年人和21个少儿人口,与届时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相当(54)。受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出生人口高峰影响,少儿抚养比将在2022年左右上升到峰值24.8,之后开始缓慢下降。2027年老年抚养比将超过少儿抚养比,但老年抚养比均低于36。这期间我国总抚养比不高,人口年龄结构仍然有利于经济发展。在2035—2050年,总抚养负担持续保持高速增长,老年人将成为劳动年龄人口肩负的主要压力,与同期欧洲国家水平相当。这一时期,总抚养比继续增加16,2050年达73,约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51个老年人和22个少儿人口。该时期的少儿抚养比稳定在20—22,老年抚养比将上升15。2050年,总抚养比接近51,其变化主要源自老年抚养比变动。2050年,我国总抚养比将与欧洲整体水平(75)相当,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57),仍显著低于日本(96)。(四)在2020—2035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快速下行,此后进入中年成熟劳动人口主导期2018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为9.93亿。在2020—2035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快速减少,占比高于同期发达国家,但劳动力老化程度加深。2026年之前,每年劳动力总量均在9.8亿以上。2027年开始进入快速下行通道,以年均780万的速度减少,2035年降至9.1亿,占总人口比重为63.7%,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从2018年的9.11亿下降到2035年的8.0亿,占总人口比重降至56.1%。劳动人口年龄中位数由2017年的39.4岁上升为2035年的42.7岁,提高了3.3岁。45—64岁中年成熟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比重将持续升高。2017年占比为40.2%,2035年升至47%。2035—2050年劳动力规模下降速度趋缓,占比与同期发达国家持平,劳动力年龄结构变动较为平缓。15—64岁、15—59岁劳动力总量分别从2035年的9.1亿、8.0亿,降至2050年7.9亿、6.7亿,年均分别减少800万、880万。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2035年的63.7%降至2050年的57.7%,与届时发达国家水平相当。随着1990—2005年出生人口步入成熟劳动年龄,45—64岁中年成熟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比重呈现小幅波动下降,2050年约为45.3%。在2020—2035年、2035—2050年两个阶段,我国仍属于全球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

  二、深化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的认识

  实践表明,发达国家在进入人口老龄化后,仍然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关于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研究越来越多,然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还未达成共识,对其长远影响也缺乏充分的认识,仍需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一)不能简单地把人口老龄化当作问题来对待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随着医疗技术进步、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全世界都在经历不同程度的老龄化进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老龄化与低生育率是一个对称命题,它是人口发展规律使然,是人们生活方式变化和对高质量生活追求等理性选择的结果。要顺应老龄化趋势和规律,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强顶层设计,做到及时应对、科学应对、综合应对。(二)人口老龄化并不一定会带来经济衰退尽管许多研究认为老龄化将带来经济增长乏力,但是近年诸多研究发现老龄化不一定带来经济衰退。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对政府支出会有显著影响,但对劳动生产率和创新的影响很小,对资产价格也不会有大的影响。老龄化导致的私人资产积累甚至有可能对经济产生积极作用。总体而言,人口老龄化对生活水平的影响有限,对于整个经济的宏观影响是温和的[1]。还有学者利用半内生增长模型,研究发现存在人口老龄化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2]。著名投行摩根士丹利于201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日本宏观和策略:日本从落后者到领导者的历程》,预测日本拥有比G7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国还好的前景。针对日本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报告指出“学术研究并未有实质发现人口老龄化与生产效率减退直接相关”[3]。也有研究发现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并非一成不变,呈现明显的非线性及显著的门槛特征[4]。这些对我们深化认识人口老龄化对宏观经济影响具有积极意义。(三)老龄化不必然带来创新能力下降进入老龄化社会可能会带来社会活力的下降,但现有研究并不认为老龄化必然使得一国创新能力下降。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罗纳德李(Ronald Lee)和安德鲁梅森(Andrew Mason)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数据,运用国民转移账户(NTA)模型,实证分析了德国、法国、日本、巴西、中国、印度、尼日利亚等40个国家的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对生产生活水平的影响,发现国际资本流动、贸易、技术创新可能会减轻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不利影响,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将使人均消费最大化[5]。还有学者利用1870—2009年21个OECD国家数据,分析发现受过良好教育的老年人的创新能力比年轻人要高,表明创新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6]。日本是发达国家中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然而近二十年来劳动生产率仍然在增长。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显示,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测算,日本1990年的劳动生产率为国际元,2017年为国家元,年均增长0.8%。(四)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在人口老龄化长期发展趋势下,如何建立一个城乡统筹、形式多样的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增加公共医疗服务资源供给,合理控制公共养老金规模和控制公共医疗费用支出,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仍有不完善之处,养老和健康保障制度顶层设计亟待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特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明显滞后于城市。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压力相对城镇将更加突出,西部和贫困地区尤为严峻,建立完善农村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迫在眉睫。人口老龄化对养老服务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不断缩小的家庭规模给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带来巨大挑战。(五)加强中国老龄化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很多独特性,需要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特点、形成机制研究,定量判断老龄化趋势。当前迫切需要加强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老年健康等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比如老年储蓄之谜,中国经济制度结构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异,需要慎重选择人口老龄化的理论和经验分析模型[7]。未来对老龄问题的研究不仅要着眼于老年人口自身问题,要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创新驱动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等国家战略和重大举措深度融合,实现在发展中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三、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建议

  我国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探索还处于起步阶段,比如,如何将人口老龄化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因素等。老龄化问题不仅仅是老年人口增长、老年人养老保障的问题,更要在人口老龄化的新国情之上,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创新驱动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等国家战略和重大举措深度融合,实现在发展中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在2020—2035年,要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型发展,积极构建适应老龄化社会政策制度,在共享经济、智能经济等新经济下,促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创新驱动发展、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深度融合,奠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物质和制度保障基础。2035—2050年,巩固完善老龄化政策制度,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一)构建与人口老龄化相适应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老龄化问题是重大经济发展问题,将人口老龄化因素同高质量经济发展相结合,构建与老龄化相适应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一是抢抓进入重度老龄化前的机遇期,实施科技创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全面、积极、综合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需要认识老龄社会中旺盛的老年护理、健康需求,把握新时代老年人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加强科技创新,探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技创新道路。发展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健康等科技前沿产业,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推进癌症等重大疾病防治攻关,形成一批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的养老科技用品,如家庭服务机器人、老人智能移动辅助产品等,为建设健康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二是挖掘人口数量、素质、健康等综合红利。到本世纪中叶,中国收获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在机会虽弱犹存,更为重要的是,人口综合素质大为改观,收获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基础正在强化。推行劳动密集型产业阶梯式转移,结合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等区域差异特点,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收获人口数量、素质、健康等综合红利。加强城乡基础教育与全民教育培训投入,增进全民健康,建立终生学习与教育的机制,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长期坚实基础。三是规划老年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开发利用。审视现有老年人的年龄判断标准,打造老年健康、活力的社会。重视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完善劳动就业法律法规,提供工作就业、教育培训等服务,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促进发挥老年人的潜力。倡导形成积极就业观,加快出台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管理办法,提高老年人社会参与。充分考虑行业、地区差异特点,制定有利于技术进步、科学研究的老年人力资本开发政策,实行差异化的老年人人力资源开发策略。推动跨学科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提供科学指导。(二)构建与人口老龄化相适应的保障制度和服务体系根据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加强顶层设计,以政府主导、市场化为发展方向,发展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以长期照护服务为重要内容的老龄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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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行政学院)

  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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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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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在2020-2035年和2035-2050年两个阶段,我国人口规模进入负增长,并将处于13.5亿人以上的人口高峰期;老年人口规模快速攀升,高龄化程度不断提高;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快速下行,中年成熟劳动人口比例不断提高。新时代要深化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的认识,不能简单地把老龄化当作问题来对待。人口老龄化不一定带来经济衰退、创新能力下降,需要加强老龄化理论和实证研究。未来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与人口老龄化相适应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保障制度和服务体系、健康促进制度、人口配套政策、宣传倡导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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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贺丹(1969-),女,湖南龙山人,经济学硕士,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厚莲(1987-),男,江西吉安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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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老龄办2018年老龄政策理论研究课题"人口老龄化发展态势、影响和应对战略研究"(QLB2018A003)。

  

  进入新时代,我国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人口数量过快增长转化为人口结构挑战。人口老龄化是人口结构挑战的主要方面,成为21世纪我国的重要国情。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阶段”的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我们将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成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把握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特征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那么,在2020—2035年、2035—2050年两个阶段,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态势和特征如何?新时代需要我们深化认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建议。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态势

  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预测,在2020—2035年、2035—2050年两个阶段,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如下:(一)2029年前后人口规模进入负增长,在2020—2035年、2035—2050年两个阶段,处于13.5亿人以上的人口高峰期2018年,中国大陆总人口规模为13.95亿(注:本文的全国性人口数据均指的是中国大陆。)。在2020—2035年,总人口规模经历峰值后平缓下降,2029年左右达峰值14.39亿,之后开始缓慢下降,2035年约14.31亿。2035—2050年人口规模继续缓慢下降,2050年约13.7亿。据世界人口展望(WPP2017)中方案预测,印度总人口将在2024年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届时印度和中国人口都在14亿以上,而第三位的美国人口仅为3.4亿。2050年我国人口总量远高于第三位的尼日利亚(4.11亿),仍稳居世界第二位。超大人口规模既是压力也是动力,意味着我国应对各种人口挑战的回旋余地更大,综合发掘人口潜能的空间更广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源泉更加丰厚。(二)在2020—2035年,老年人口规模快速攀升,此后高龄化进程提速2018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为1.67亿,占比为11.9%。2020—2035年老年人口数量大幅度增长,低龄老年人口占比较高,老龄化水平略低于同期发达国家(图1)。在2020—2035年,老年人口占比将增加约11个百分点,并将迎来两次老年人口增长高峰,分别为2018—2022年、2028—2039年,年均净增860—1120万。第二次增长高峰持续时间长且速度快,年均增速约达1100万人。2035年老年人口达3.26亿,占比为22.8%,比同期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1.7个百分点,比欠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高出一倍,与同期英国、瑞典、挪威、美国老龄化程度相当。这一阶段老年人口相对比较年轻,65—69岁年轻老人占老年人口总量比重在30%—40%之间,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占老年人口比重保持在24%以下,有利于在进入深度老龄化之前,完善相关的经济社会制度安排。这一阶段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失能老人、养老机构等一些突出问题需高度关注。图1 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及其比重变动预测注:(1)老龄化比重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2)中国-WPP表示来自世界人口展望(WPP2017)中方案预测数据,中国-CPP表示来自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其他国家数据来自WPP2017。(三)总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快速攀升,少儿抚养比保持平稳2018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为40.4(15—64岁人口=100,下同)。在2020—2035年,总抚养比上升速度较快,劳动年龄人口承担相对更重的抚养负担。这一时期总抚养比将增加到58.4,2030年超过50,退出人口红利窗口期。2035年达57,约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36个老年人和21个少儿人口,与届时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相当(54)。受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出生人口高峰影响,少儿抚养比将在2022年左右上升到峰值24.8,之后开始缓慢下降。2027年老年抚养比将超过少儿抚养比,但老年抚养比均低于36。这期间我国总抚养比不高,人口年龄结构仍然有利于经济发展。在2035—2050年,总抚养负担持续保持高速增长,老年人将成为劳动年龄人口肩负的主要压力,与同期欧洲国家水平相当。这一时期,总抚养比继续增加16,2050年达73,约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51个老年人和22个少儿人口。该时期的少儿抚养比稳定在20—22,老年抚养比将上升15。2050年,总抚养比接近51,其变化主要源自老年抚养比变动。2050年,我国总抚养比将与欧洲整体水平(75)相当,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57),仍显著低于日本(96)。(四)在2020—2035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快速下行,此后进入中年成熟劳动人口主导期2018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为9.93亿。在2020—2035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快速减少,占比高于同期发达国家,但劳动力老化程度加深。2026年之前,每年劳动力总量均在9.8亿以上。2027年开始进入快速下行通道,以年均780万的速度减少,2035年降至9.1亿,占总人口比重为63.7%,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从2018年的9.11亿下降到2035年的8.0亿,占总人口比重降至56.1%。劳动人口年龄中位数由2017年的39.4岁上升为2035年的42.7岁,提高了3.3岁。45—64岁中年成熟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比重将持续升高。2017年占比为40.2%,2035年升至47%。2035—2050年劳动力规模下降速度趋缓,占比与同期发达国家持平,劳动力年龄结构变动较为平缓。15—64岁、15—59岁劳动力总量分别从2035年的9.1亿、8.0亿,降至2050年7.9亿、6.7亿,年均分别减少800万、880万。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2035年的63.7%降至2050年的57.7%,与届时发达国家水平相当。随着1990—2005年出生人口步入成熟劳动年龄,45—64岁中年成熟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比重呈现小幅波动下降,2050年约为45.3%。在2020—2035年、2035—2050年两个阶段,我国仍属于全球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

  二、深化对人口老龄化影响的认识

  实践表明,发达国家在进入人口老龄化后,仍然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关于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研究越来越多,然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还未达成共识,对其长远影响也缺乏充分的认识,仍需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一)不能简单地把人口老龄化当作问题来对待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随着医疗技术进步、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全世界都在经历不同程度的老龄化进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老龄化与低生育率是一个对称命题,它是人口发展规律使然,是人们生活方式变化和对高质量生活追求等理性选择的结果。要顺应老龄化趋势和规律,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强顶层设计,做到及时应对、科学应对、综合应对。(二)人口老龄化并不一定会带来经济衰退尽管许多研究认为老龄化将带来经济增长乏力,但是近年诸多研究发现老龄化不一定带来经济衰退。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对政府支出会有显著影响,但对劳动生产率和创新的影响很小,对资产价格也不会有大的影响。老龄化导致的私人资产积累甚至有可能对经济产生积极作用。总体而言,人口老龄化对生活水平的影响有限,对于整个经济的宏观影响是温和的[1]。还有学者利用半内生增长模型,研究发现存在人口老龄化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2]。著名投行摩根士丹利于201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日本宏观和策略:日本从落后者到领导者的历程》,预测日本拥有比G7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国还好的前景。针对日本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报告指出“学术研究并未有实质发现人口老龄化与生产效率减退直接相关”[3]。也有研究发现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并非一成不变,呈现明显的非线性及显著的门槛特征[4]。这些对我们深化认识人口老龄化对宏观经济影响具有积极意义。(三)老龄化不必然带来创新能力下降进入老龄化社会可能会带来社会活力的下降,但现有研究并不认为老龄化必然使得一国创新能力下降。著名人口经济学家罗纳德李(Ronald Lee)和安德鲁梅森(Andrew Mason)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数据,运用国民转移账户(NTA)模型,实证分析了德国、法国、日本、巴西、中国、印度、尼日利亚等40个国家的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对生产生活水平的影响,发现国际资本流动、贸易、技术创新可能会减轻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不利影响,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将使人均消费最大化[5]。还有学者利用1870—2009年21个OECD国家数据,分析发现受过良好教育的老年人的创新能力比年轻人要高,表明创新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6]。日本是发达国家中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然而近二十年来劳动生产率仍然在增长。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显示,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测算,日本1990年的劳动生产率为国际元,2017年为国家元,年均增长0.8%。(四)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在人口老龄化长期发展趋势下,如何建立一个城乡统筹、形式多样的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增加公共医疗服务资源供给,合理控制公共养老金规模和控制公共医疗费用支出,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仍有不完善之处,养老和健康保障制度顶层设计亟待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特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明显滞后于城市。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压力相对城镇将更加突出,西部和贫困地区尤为严峻,建立完善农村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迫在眉睫。人口老龄化对养老服务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不断缩小的家庭规模给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带来巨大挑战。(五)加强中国老龄化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很多独特性,需要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特点、形成机制研究,定量判断老龄化趋势。当前迫切需要加强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老年健康等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比如老年储蓄之谜,中国经济制度结构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异,需要慎重选择人口老龄化的理论和经验分析模型[7]。未来对老龄问题的研究不仅要着眼于老年人口自身问题,要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创新驱动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等国家战略和重大举措深度融合,实现在发展中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三、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建议

  我国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探索还处于起步阶段,比如,如何将人口老龄化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因素等。老龄化问题不仅仅是老年人口增长、老年人养老保障的问题,更要在人口老龄化的新国情之上,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创新驱动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等国家战略和重大举措深度融合,实现在发展中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在2020—2035年,要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型发展,积极构建适应老龄化社会政策制度,在共享经济、智能经济等新经济下,促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创新驱动发展、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深度融合,奠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物质和制度保障基础。2035—2050年,巩固完善老龄化政策制度,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一)构建与人口老龄化相适应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老龄化问题是重大经济发展问题,将人口老龄化因素同高质量经济发展相结合,构建与老龄化相适应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一是抢抓进入重度老龄化前的机遇期,实施科技创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全面、积极、综合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需要认识老龄社会中旺盛的老年护理、健康需求,把握新时代老年人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加强科技创新,探索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技创新道路。发展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健康等科技前沿产业,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推进癌症等重大疾病防治攻关,形成一批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的养老科技用品,如家庭服务机器人、老人智能移动辅助产品等,为建设健康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二是挖掘人口数量、素质、健康等综合红利。到本世纪中叶,中国收获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在机会虽弱犹存,更为重要的是,人口综合素质大为改观,收获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基础正在强化。推行劳动密集型产业阶梯式转移,结合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等区域差异特点,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收获人口数量、素质、健康等综合红利。加强城乡基础教育与全民教育培训投入,增进全民健康,建立终生学习与教育的机制,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长期坚实基础。三是规划老年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开发利用。审视现有老年人的年龄判断标准,打造老年健康、活力的社会。重视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完善劳动就业法律法规,提供工作就业、教育培训等服务,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促进发挥老年人的潜力。倡导形成积极就业观,加快出台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管理办法,提高老年人社会参与。充分考虑行业、地区差异特点,制定有利于技术进步、科学研究的老年人力资本开发政策,实行差异化的老年人人力资源开发策略。推动跨学科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提供科学指导。(二)构建与人口老龄化相适应的保障制度和服务体系根据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加强顶层设计,以政府主导、市场化为发展方向,发展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以长期照护服务为重要内容的老龄服务体系。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学报

  

  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